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对外新闻报道的传播生态分析

李 娜

天津外国语大学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新闻报道的传播生态和场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更迭。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不同阶段传播生态的特点,指出我国对外新闻报道经历了从“宣传中国”到“解释说明中国”,再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转变,分析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对外新闻报道的传播生态走向,旨在为新形势下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传播生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报道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为我国处理国际事务指明了方向。我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与动力,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式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媒秩序是“政治秩序的副产品,是经济秩序的延伸”。我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角色的变化,引发了我们对传媒秩序和传播生态的思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呼唤着全球治理方式的变革,而新的时代使命和全球传播生态则需要新的知识产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新的国际传播生态中,开展更精准、高效的对外报道,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新闻报道的传播生态变迁

对外报道、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我国在外部信息传递和对外沟通方面使用的术语,它们反映了传媒观念的演变,见证了我国对外新闻报道工作传播场域和传播生态的更迭。梳理和分析不同时期的传播生态是研究我国对外新闻报道传播生态变迁历程的有效方式,有助于我们发现历史规律,总结归纳相关实践和理论,从而有效建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理论体系。

(一)第一阶段:1978—1990年

1978年到1990年,我国对外报道事业逐步恢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改善为媒介生态环境的恢复提供了保障,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确立为对外报道提供了更多的话题和内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和国家将外宣工作纳入改革开放的整体规划之中,对外报道工作的发展轨道得以确立。

同时,这一时期的对外报道工作面临着多个问题和挑战。首先,媒体环境曾遭受破坏,我国的对外报道事业亟需恢复和调整。其次,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为对外报道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但也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政府是对外报道的主体,其新闻议程设置和内容取舍标准具有传播者本位的特点,内容和形式较为固定。此外,当时的传播技术相对有限,我国负责对外报道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媒体规模较小,且各媒体之间的协调与互动也较为欠缺。

(二)第二阶段:1990—2008年

这一时期,我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吸引国外投资和技术,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对外宣传工作战略调整以及新闻工作者能力提升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外报道工作逐渐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

1990年10月,全国第二次对外宣传会议召开。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不仅明确了对外宣传的基本性质、目标受众、核心任务以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对过去对外报道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经验总结,并规划了对外宣传工作的战略举措。我国对外报道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媒体方面,20世纪90年代,我国涌现大量对外传媒机构,《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建立并完善海外版,《南方周末》《财经》等商业媒体也开始了对外宣传的探索。这些媒体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在文化交流方面,我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积极策划和组织大型对外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增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友谊和理解。例如,1990年9月北京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1999年5月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这些活动吸引了大批国际媒体和游客前来报道参观,加强了对我国形象的正面宣传。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我国开始运用新的传播渠道和技术手段进行对外宣传。2000年12月12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中央网站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成为我国首批重点新闻网站。这些网站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开辟专题板块,对我国重要新闻进行及时有效地报道,在国际传播场域中传递中国声音。

传播学的引入也对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有效推动了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高了传播效果和专业水平。首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依托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学者能够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对外传播的现象、过程和效果,以及其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联系,为对外传播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支持。其次,促进对外传播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学者通过研究和总结传播经验,提出了“内外有别”“受众意识”“效果意识”等概念和方法,帮助传播者组织对外宣传材料,优化传播效果。最后,推动我国的对外传播研究与国际接轨。我国学者通过学习国际传播理论,与其他国家学者交流,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和受众的真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宣传中国,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

从国际传播环境来看,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领域,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倡议和方案。我国在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传媒新秩序。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报道不仅要突破地域上的有形边界,还要跨越受众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差异等方面的无形障碍。这一时期,对外报道逐渐从“宣传中国”向“解释、说明中国”过渡。传播主体用事实说话,帮助受众理解事件的全貌和内在逻辑,多角度、多声部报道,增强报道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总而言之,本阶段的对外报道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这得益于巧妙运用报道技巧。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信息传播仍呈现出集中化、跨国化的趋势,四大英文通讯社占全球信息生产总量的八成,具有较强的议程设置能力,主导着国际社会信息的流向。因此,虽然我国媒体“走出去”有了质的飞跃,但如何增强信息传播“落地”的效果,仍是对外报道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传播生态逐渐完善,深刻地影响了大众传播的模式。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在政策指引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步伐加快,各类媒体开始积极探索跨平台、跨媒体的内容生产、传播和运营模式。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题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文章,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传播格局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对外报道工作要认真贯彻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思想,构建适应融媒体时代的传播框架,最终形成既能有效引导国内舆论,又能有力应对外部挑战的新型传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任务,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国的对外报道事业也从上一阶段的“向世界解释、说明中国”转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故事就是把澄清和说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讲故事”是一种用讲述故事的方式来传播信息和建构认同的方法。它不仅依赖于讲述者的方式和技巧,还需要完整的故事文本支撑。一方面,要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情感化的呈现,增强用户对信息的接受度;另一方面,要选择性地突出某些情节或细节,在受众心中构建起一个清晰、连贯的认知框架。通过讲故事引发受众的共鸣,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传播中。“声音传播”就是话语传播,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话语不仅能表达信息,还能影响人们的观念、态度和行为,通过主题表达和交流来构建人们的共识和认同。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球贸易争端持续,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传播生态出现新的态势。面对国际局势和媒介生态的变化,对外报道工作应该在正确、理性的观念指导下,打破传播阻碍,建立共赢、互利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对外新闻报道的传播生态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与进步,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广泛认同。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仅为对外报道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框架,也为实践操作指明了方向,帮助对外报道工作者在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中更好地开展工作。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对外报道议题设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挑战,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处在命运共同体中[6]。在此背景下,我国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目标,通过正确决策和有效治理,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将成功经验传播出去。在对外新闻报道中,媒体要增强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议题构建与引导能力。在国际事件发生或重大政策发布的关键时间节点上,要迅速反应,设置有指向性的议题,旗帜鲜明地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观点。

(二)体现人文主义和人文关怀

从历时性角度看,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国际传播“平衡格局”。在新的传播生态下,对外新闻报道要坚持正面引导,让“正面报道”为主的建设性理念成为新的新闻范式。同时,还要体现人文主义和人文关怀,倡导“多样性文明互鉴”,契合“跨文化伦理性”,从受众的长远需求出发,拓展信息的人文内涵,关心人的心智成长,注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三)细分受众,加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报道

当前,信息传播不平衡现象愈加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信息资源,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取和使用必要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从而有效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外新闻传播媒体要把视线转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了解沿线各国的涉华舆情,做到细分受众,精准传播我国的发展经验,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四、结 语

回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新闻报道传播生态的变化,能够看到我国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从“宣传中国”到“解释、说明中国”,再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转变。新的时代使命与全球传播生态呼唤新的知识生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我国的对外报道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目标,用扎实的国际传播实践增强自身的传播力和媒体话语的阐释力,不断提高国际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在知识生产层面注重衡量国际受众的认知水平,在舆论引导层面主动设置重大国际议题,在文化建构层面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野、思维和方法重塑传播理念,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